拯救幻想对临床工作者的影响——对父母的敌意

作者：Kerry Novick 

译者：王旭

   

  

我们发现，包括儿童分析师在内的许多儿童工作者可能会受到拯救幻想的驱动，拯救幻想将其现象的动力植入一种心理功能系统中，而这种心理功能系统利用有敌意的全能幻想来防御无助感。治疗师拯救孩子的幻想中包含着对父母的潜意识敌意，可能是对父母的防御性敌意的反应性因素，而这加剧了工作的困难。为了与父母一同感受，尤其是与母亲，儿童分析师必须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对“前性别”母亲的原始愿望、恐惧、防御以及反应性愤怒，“前性别”母亲是男孩和女孩的第一个认同对象（弗曼，1997）。目前的精神分析文献倾向于强调早期性别分化、阳具自恋性质的比较、以及俄狄浦斯阶段的性议题和父母角色，但我们同意弗曼的观点，即核心认同首先是由一个非性别的母亲形成的。（弗曼1997）强调母亲“灵活的身体边界”，并指出这可能是母亲及与她关联之人原始焦虑的来源。我们在关于施受虐者的决定因素的工作中已经注意到，通过精神、身体的痛苦与早期母亲形成依恋，这可能成为随后病理问题的核心体验（K.K.诺维克和J.诺维克，1987）。因此，毫无疑问，所有做儿童工作的人都很容易对终极母亲做出反应并加以防御。这一点需要被认可、分享并被修通，才能有效地实现父母工作。

我们注意到与受训儿童分析师有关的一种现象，特别是那些正在考虑开始儿童案例的女性候选人。如果他们自己已是父母，通常不愿意治疗与自己孩子年龄接近的儿童。这一态度通常被不加疑问地接纳了，但我们想知道候选人在接待成年案例时为什么没有设定类似的任何限制。我们认为背后的假设是，面对成人病人，任何对立的反应都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分析和督导中解决，但面对儿童工作，他们缺乏同样的信心。儿童分析的候选人告诉我们，他们担心与儿童病人的父母一起工作，会激起他们自己关于养育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他们无法处理的。

  

对使用感受的怀疑——对立的反应

      分析师对父母工作的阻抗还有其它的动力源。面向成人工作的当代精神分析培训将分析师的感受作为临床工作的有用数据。由于历史/政治上，人们避免做父母工作，儿童分析师在与儿童或其父母的工作中没有得到支持，无法用类似的方式理解和使用他们的感受。受训者很少得到支持来容纳、处理与父母接触带来的强烈情感，以及被唤醒的早期母子渴望、体验与冲突。一个结果是防御性的约束和公式化的技术应用。很多儿童分析的学生在他们的个人分析结束后完成培训，这使他们没有最重要的资源来理解他们自己的反应。因此，可能存在着对现实的制度化否认，即对任何分析师而言，做父母工作都可能是要求最高的临床情况。

 

临床工作者的移情和对父母的反应  

      儿童分析师与一位母亲和一位父亲见面。如上文所述，这必然会在许多层面引发分析师的移情反应，包括最原始薄弱点。此外，与在评估或治疗期间能够自行前来的成人不同，父母会评价分析师这个真实的人，他们可不可以放心将自己的孩子交付于他/她。他们不仅将儿童分析师作为移情的对象来回应，而且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们的适当的动机来自保护孩子的愿望，而不是保护分析师免受批评或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感到更加暴露和脆弱，容易引发他/她自身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