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女小渔》起，严歌苓的艺术敏感就牢牢地盯住了一类女性形象的创造：包容各种凌辱，承受万般苦难，命运就像不间断的噩梦笼罩，人在梦中沉默着，发不出丝毫的喊叫与哭泣，但又无比坚韧，顽强地挣扎。她就像黑土地那样藏污纳垢，吞噬了无穷尽的垃圾、尸体、落叶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消化了无穷尽的肮脏，却能够地脉畅通，孕育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有的评论家对严歌苓创造的女性形象，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地母。严歌苓笔底下创造出来一系列女性：小渔、扶桑、王葡萄、万红……在当代文学的人物艺术长廊里，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地母形象。

如果我们追溯文学史的渊源，严歌苓创造的形象有着鲜明的传承性，五四新文学史上的许地山和萧红作品里，都可以看到这类女性形象的先驱，但是严歌苓把这类形象的创造推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同时，这类形象在严歌苓的笔下又不断地变化着和发展着，慢慢地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女性系列。从王葡萄到护士万红，与以前的地母形象拉开了一点距离：不再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形象，而且展示了人性中最美丽的因素：甘于奉献。她们仍然是一个弱者，但是在她们虽然微不足道却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行为中，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德。新作《芳华》里的刘峰，也可以说，是男版的万红，但要比万红更加深刻地展现人性的本质力量。万红是从严歌苓创造的地母系列中派生出来的形象，看上去仅仅走出了一小步，有了一点距离，而刘峰的形象则是独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颠覆了原来藏污纳垢的地母形象，刘峰的两只脚仍然是站在地母所依托的土地上，但是他的精神是向上生长的，贯通了天地之间的呼吸与交流，所以刘峰是自觉的，是精神的，是从人性的本真出发的。严歌苓通过这个形象谱写了一曲人性之歌，但她又是通过误读的叙事形式来表现这个形象隐含的人性高贵内核。这也是严歌苓小说的一个惯用的叙事手段。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刘峰所含有的人性的正能量，必须通过穿透那些误读的叙事外衣，还原人性的初原形态。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要看刘峰的典型性格里包含了哪些内容?小说叙事人萧穗子是刘峰的战友，同一个文工团的成员，她开门见山介绍说：刘峰有个外号叫“雷又锋”——又是一个雷锋。他出身贫苦，从梆子戏里翻筋斗的角色成长为部队文工团演员，但他不是业务上的尖子，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包揽各种杂务，心灵手巧，乐于助人，成为集体团队里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因为他的存在，消解了日常生活中各种人为的、由人性小缺点而产生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政治观念下，他就是一个学雷锋的先进典型。但是紧接着两个事件发生了：一件是当文工团其他男演员不愿意托举体味较重的女演员何小曼时，刘峰挺身而出，挽回了小曼当众受辱的面子；另一件是他疯狂爱着漂亮的女演员林丁丁，有一次失态触摸了女子身体，前功尽弃，被撵出文工团，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这两件事在叙事人穗子的讲叙语气里，没有丝毫嘲讽的意思。前一件事表明了他对于人性尊严的维护。而后一个所谓的“触摸事件”，其实是一种单向示爱的表达。反过来也说明了刘峰的先进性不是外贴上去的政治符号，恰恰是从本真的生命生发出来的，只有真正懂得爱、会爱的人，才能够高贵地为他人奉献出自己。

我在读刘峰故事时，不止一次联想到当年我研究巴金早期思想时，巴金最打动我的一个伦理概念：生命的开花。这是法国哲学家居友所说的。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像花一样，花的芬芳出于生命本能会自然地散发。巴金早期服膺于俄罗斯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克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起源，指出了人性的形成，来自于生物种族长期的进化。他从大量的生物种族变迁中获得了人性构成的基因：首先就是群居生活带来了种族的集体型和互助型的本能，人类只有互助才能生存，“爱”是互助的最高境界；其次是互助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化，逐渐形成了同情、帮助、牺牲等伦理概念，关键是原始正义的原则；其三，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性诸类基因中最重要的元素，具体地说，生命意义需要分享，“开花”就是一次分享，人的思想、感觉、爱等等都是分享的元素，自我牺牲是分享的极端形式。这样，从互助产生了爱的本能，从同情等产生出原始正义行为，再从生命的分享产生自我牺牲精神，构成克鲁泡特金人性论的三部曲，充分展示了人性的正能量。在克氏的伦理学体系里，人性的正能量构成了人类进步的能动性，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克氏人性论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所谓性善性恶的原始辩论，也远远超越了宗教所宣扬的神喻和戒律，它力图在科学的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正能量，让人自觉到人性正能量是自己与生俱在的生命本能，因而也是自己完全可以自觉掌握与实践的，不需要外界的灌输和提升。克氏的伦理学打破了私有制度建构起来的利己主义伦理学，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由此建构起人类英雄的想象模式。生命的开花，成为了一面英雄主义的旗帜。但是当严歌苓把这样一种伦理模式设置于1970年代以及往后30年的中国环境下加以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刘峰这样一个反英雄主义的小人物的悲剧形象。

正因为这种人性正能量体现了人类向善的普遍特征，所以它才可能被世世代代传承的哲学、宗教、伦理、文艺…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演绎与传播。但是不管从什么角度，用什么形式，演绎和传播都是第二性的，与生命本能状态并非是一回事。更何况文字语言构成的演绎和传播总是会受到各个时代话语的影响，对于人性特征的表述注人不同的现实内涵。《芳华》的故事是从1970年代开始讲起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提升全国老百姓思想觉悟的政治需要，在道德修养上创造了一个极端的高度：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雷锋，古今中外四大道德楷模，成为共产主义理想人格放之四海皆而准的样板。毫无问题，这些楷模(除了虚构的愚公外)都是最具有人性力量的人，在他们的生命本能里向善的伦理元素非常强大，助人为乐、甘于奉献、原始正义、自我牺牲等人性力量都发挥良好。但是任何人性正能量都是与人所具有的完整人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人性的感性力量而单独抽象出来，成为一些政治符号。一旦把人性的向善力量演绎成政治道德样板，那就会产生误读，使人性的本质向人性的演绎异化。刘峰不幸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异化的环境，这才会导致林丁丁对刘峰的示爱行为感到惊吓：“他怎么敢爱我?”请注意：这句话不能改为：“他怎么敢摸我?”因为“摸”可能含有动机不良的行为，“学雷锋标兵”自然有“敢不敢”的问题，而“爱”没有负面的意思，但即使这样一个美好的人性表达，在林丁丁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个环境下也是被普遍认为不可思议的。这就成了人性异化的标志。因为“触摸事件”，刘峰从此脱离了“学雷锋标兵”的特殊年代的诠释，还原为普通人。从人性状态来看，刘峰作为一个高尚的人的本质没有改变，他可以结婚离婚，可以下海经商，可以盗版书籍，也可以与妓女苟合，但是向善的人性没有改变，在每一步看似堕落的人生下降阶梯上，他仍然在向上、向善地努力，时时奉献着自己的残余生命。——小说里有大量的细节描述了这一点。

严歌苓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每一个故事在她的作品里都有一个被讲述的特殊形式。她在《芳华》中照例安排了一个故事叙述人：萧穗子，其身份是作家；萧穗子的身边还有两个不太靠谱的人物：郝淑雯与林丁丁，她们充当了副叙述人的角色。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虽然性格很不一样，但人生命运差不多，共同承担了另一种时代的话语符号：《芳华》的叙事结束时间是2015年底，标志事件是刘峰的死及其追悼会。这样，小说叙事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作家从2016年开始书写这个故事，她为叙述人设定的叙述语言，是当下社会的流行语言，一般地反映了当下的社会风气和世俗观念。这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话语系统，三个女人都经历了结婚离婚的风霜人生，以枯枝败叶的心态来回忆和议论芳华青春的当年，她们早已经看倦了当年的理想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当叙述者描绘1970年代的主流话语时，已经悄悄地拉开了距离，连带着由当年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样板。当资本进人市场，像八爪鱼一样无孔不入地在各个领域发挥影响的时候，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构成社会的主要推动力，人性向善的正能量就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甚至遮蔽。这三个女人都从一般市俗观念来回忆刘峰，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刘峰的高贵人格，她们叙述里对刘峰充满廉价同情，也充满了误读。严歌苓的叙事策略是，她采用了今天的一般人们所能够接受并理解的叙事状态，善意、轻松、不无调侃地扯出刘峰这个人，她有意为之的误读，也是当下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误读，她通过被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误读技巧，写出了一种非常高贵、但又不是神化的人性正能量。

但是作家本人是能够理解刘峰的，赞赏刘峰的，所以她终究不能彻底遮蔽了躲在叙事人背后的真实态度。于是，小说最后出现了一个真正爱着刘峰的女人沈老师(何小曼)，这一易名行为暗示了，现在的沈老师已经不是当年何小曼，当年何小曼也与其他女兵一样，并不能真正用生命来感受并融入刘峰的生命，但现在经历了生死劫难，她是能够真正理解刘峰的人性之美了。小说结尾部分几乎用重复的段落来描述他们两人的相知相爱，这绝不能够理解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似的关系，而是用小合唱似的形式来一起来赞美人性之歌。当然这个小合唱里，也留下来了作家严歌苓自己真正的声音。

2017年4月20日于鱼焦了斋

陈思和文集《在场笔记》

【作者简介】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