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睡狮，还是睡美人？

叶舒宪

《阉割与狂娟》

拿破仑当年讲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曾有一著名比喻，把古老的中华比作一睡着的雄狮，并预言这睡狮醒来之日，世界应为之震惊。此喻一出便流传于世，我们中国人尤其喜欢引用。然而当年好标新立异的青年胡适却不以为然，认为用睡狮喻中国不如用睡美人更加贴切。他在日记中写道：

拿破仑未曾到过中国，对于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侧重于她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 一旦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摆脱愚昧落后的束缚逐渐强盛起来，对于西欧文明似乎是个潜在的大挑战和大威胁。类似于拿破仑当年的此种不无忧惧的预期心态，如今又在美同外交事务专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中如实地再现出来。不过，凡是曾经有过出入中西文化的边缘性亲身体验的学人，不论他（她）的肤色和国籍如何，大概很难把中国文化联想为一头雄狮。因为从文化的主体承载者即人的对比中，人们很容易看出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而言，显得温恭谦和得多。就是从国际性的体育竞技项目上看，中国人也显得文弱、平和一些。像激烈对抗的英式和美式橄榄球，在中国绅士眼中简直如同发狂的困兽之斗。像两强相争型的拳击、击剑等项目，也还需好好向西方人学习。集体比赛项目中凡是有直接性身体接触对抗特征的，如足球、篮球、冰球等，中国人总不是西方人的对手。倒足在一些不太需要肉体性抗争的、偏重技巧、灵活性的项目上，华夏子孙更易表现出优越性，如乒乓球、羽毛球、棋类等。仅凭这些从体育比赛场上获得的直观印象，就不能附和拿破仑的意见把中国比作雄狮了。胡适的睡美人之喻着眼于吾国文化“文”的一面，毕竟比“雄狮”要贴切一些。

一位研究美国公众印象中的外国人形象的学者威廉·赫尔默里奇，总结归纳美国人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生的看法，也发现普遍认为中国人有性格内向、文弱和恭顺(deferential) 的特征。这位研究者分析说，美国公众之所以对中国人产生这种印象，可能是因为美国人了解中国人的背景主要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从职业上看，中国移民大多从事服务性的工作，诸如中国餐馆、洗衣店、公共汽车司机、劳工等等。这样的工作本身需要雇员以谦恭有礼的方式待人。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较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少数民族属性，使他们不能挺胸昂头地向白人的权威挑战卫其实，即便美国人到中国来更普遍地接触和了解中国人，恐怕也不会根本改变此种印象，因为除去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中的职业因素，中国文化所铸塑的国民性似乎才是更为根本的所在吧。如果我们嫌胡适的睡美人之喻未免过分诗意化了，那又该怎样寻找更妥当的比喻呢？

自从有了阉割的伟大发明，人类意识到可以有效地改变生物的先天禀性，驯化野性，减弱攻击性。在简单质朴的经验性推理作用下，人们误以为雄性动物的性器就是其野性和攻击性之根源， 旦失去了此物，动物就显得温和驯顺起来；而当人的阉割流行之后，人们同样发现性情方面的类似变异，尤其是华夏文化中总结出了有阳则刚，去阳则柔的至切哲理。儒家主张的仁爱、忠恕和孝顺；道家主张的柔弱、谦下和无为、不争；再加上佛家的慈悲和容忍，虽然各有差异，但在阴柔温顺的基本价值取向上则是彼此一致、相互呼应的。儒、释、道三家合流所濡染出的典型中国人格，自然只能是以阴柔文弱为基本性征的。

中国文化的尚文抑武精神在同西方文化对照之下颇为引人注目。在古汉语中“文”与“武”两个概念表面看似乎是相互对峙、无高下优劣之分的，实则不然。从孔圣人向往“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的浩叹中已经可以悟到此中消息了。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文治武功”、“义臣武将”、“文武双全”，所有的惯用语都早已预先为“文”与“武”排好的固定不变的先后次序，喻示着“文”优于“武”和高于“武”的特权地位。正像“阴阳”若说成“阳阴”就不对味了，“文武”若说成“武文”，也马上变味。就连武装集团本身也往往把义臣奉于武将之上，如诸葛亮之于张飞关羽，吴用之于林冲鲁智深；而处于一文一武两极之“中”位的调解统合之人，又往往是具有中庸本色的宽忍柔嘉之士，从来都不是充斥着男了汉阳刚之气的武夫。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水浒》传中的宋江，竟然好像有着某种得之千遗传的共同基因似的，两人都是文不能出奇制胜，武不能斩将拔旗，却反而受到众好汉衷心拥戴的神秘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和宋江均为七尺男儿，性格深处却不乏妇人之仁。刘皇叔出于侧隐之心，曾从张飞鞭下救出了“害民”的督邮；而宋江为了显示宽厚仁慈，把梁山泊将士们冒死血战捕获的高俅一伙贪官污吏“尽数放还”。他们能在众多的文臣武士之中游刃有余，正由于具备了中庸之德。古典小说中这种人物关系的组合模式非常真确地体现存我们这个文化中特有的价值观：

执中为上，其次为文，再次为武，中和为上，其次阴柔，再次阳刚。

这也可从侧面说明为什么传统的说法总是要止“文治”来统驭“武功”，如同俗话中说的：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不能保天下。因此之故，比起“大丈夫当马革裹尸”、“战死疆场”之类的人生归宿，那“金榜题名”和“曲江赋诗”的境界对于广大有志之士倒是更加具有诱惑力。“武”虽亦可列为“状元”，但毕竟不如正宗的文状元来得体面和风光。难怪蒲留仙在乡间编织了半生鬼怪狐妖故事，直到“古来稀”之年仍不忘科场上的“文战”之梦；而范进先生因老来中举而乐极生悲的癫狂态，更为人们所熟悉了。

矫枉过正，事之常理。为了达致“中”的理想，对于一个父权制的男性中心文化来说，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强调“阴”的一面。下文拟探讨恼、释、道三家在这一点七的殊途同归和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