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GROUP, Volume i4, Number 3, Fall 1990, Brunner/Mazel, Inc. / 177-182

作者：E. Shapiro 

翻译：魏宏波

本文介绍了自体心理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描述了三种自体客体移情：镜映、理想化及孪生，并将其应用于团体治疗。治疗师的作用是：（1）承认患者将带领者、团体或特定成员理想化的需要；（2）接纳重视与赞赏；（3）理解患者对孪生的寻求。团体治疗师还有责任教导团体成员彼此共情。

科胡特选择聚焦于一个发展议题，即人类需要形成一个凝聚的自体感与健康自尊。自体心理学观念已经发展为一个思想学派（Kohut, 1977），并进一步被阐述为一门元心理学研究（Atwood & Stolorow, 1984）。至少，许多治疗师日益觉察到他们的患者很容易受到丧失自尊和自体破碎的伤害。

自体心理学家认为，所有人类都需要经历一个看护者充当“自体客体”的童年早期阶段，在该时期，儿童完全依赖某人，此人持续提供一种经验，那就是他或她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满足儿童的需要。如果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时期，将导致自恋病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一个具备有效运转的知觉过程的生命存在。因此，从婴儿期开始，母亲与婴儿就被卷入一个交互调节系统，母亲与婴儿的行动在其中彼此响应（Stern, 1985）。

当涉及儿童与提供上述自体客体功能的父母的互动时，存在三种一贯的失败，而这三种失败都是有意义的。其中包括（1）父母未能现实地镜映儿童的禀赋、创造性与成就；（2）父母未能提供理想化的父母表象，儿童可以仰慕，并由其获得一种幸福与力量感；（3）看护者即后来同伴未能提供一种“孪生”感，这种感受使得儿童感到像“人类的一员”。这最后一种情境类似Yalom（1970）的“普遍性”概念。

这三种“失败”导致相应的“自恋移情”的发展，即镜映、理想化与寻找孪生（Kohut, 1984）。这些移情是针对个体、作为整体的团体(Harwood, 1983)、亚团体或团体领导者的。Stolorow与Lachmann（1980）扩展了移情概念，将其视为一种组织原则或世界观，Kohut所描述的自恋移情包括在内。

心理结构的发展取决于变形性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Kohut（1977）将变形性内化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另一个人（自体客体）的品质被体验为属于自体。这些内化响应适度挫折（optimum frustration）而发生，这种挫折来自他人微小的共情失败。Kohut指出，自体客体关系终其一生都存在， 并且是必要的。然而，对于那些童年早期阶段其父母未能满足其自体客体需要的人而言，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阻碍了个体在需要时抚慰他/她自身的能力。因此，他或她始终易受碎裂与功能缺损的影响。终其一生，这些人持续需要他人来实现某些功能，而他们无法为其自身提供这些功能。当其人格中正常成熟的部分体验到这些缺陷时，他们不仅倾向于碎裂，而且会对其自身不成熟的需要产生害羞或自我批判的反应。

古典精神分析将自恋视为对内在驱力的退行性防御，而自体心理学将其视为有缺陷的亲子互动所造成的结构发展受阻。自恋具有修复或维持咨询与自体内聚性的功能(Stolorow & Lachmann, 1980)。自体心理学观点认为，治疗任务之一是促进这些缺陷结构恢复发展。自恋病理可能以不同形式呈现，有些深受自我价值降低之苦的患者是依赖的，而其他人则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虚假自体。针对这两类患者，治疗师应开展不同的工作。后者需要在处理其强烈的依赖需要之前，帮助其了解其真实自体。缺陷结构恢复生长，要求形成自体客体移情，还要结合童年时期缺失的神入及适度挫折。

在自体心理学观点看来，在治疗团体中也可以识别出上述三种自体客体移情需要。团体成员为了修复或维持他或她的自尊与自体内聚性，寻求与其他参与者的三种关系。Bacal（1985）指出，团体设置为自体客体需要的冲突做了准备。患者盼望与被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理想化）和谐地融汇，他或她将其他个体、亚团体或作为整体的团体体验为该自体客体。“镜映需要的出现——渴望其独特的能力和天赋（实际上是其特殊性）获得承认——可能引发个体内部的紧张状态，与其自体的双极需要有关，该双极需要将影响其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与作为整体的团体的关系”(Bacal, 1985, pp. 491-492)。这两种需要——理想化与镜映——之间的竞争，受到第三种自体客体移情形式的影响，这种移情在团体中变成一种“搭档”关系。孪生移情，搭档，证明人需要一种与另一个自我或联盟联结在一起，以再确认自体感。发现相同者之间的相似性提供了一种滋养，而这是其他两种基本自体客体需要——理想化与镜映——未提供的。Lothstein and Zimet (1988)指出，满足与另一位团体成员连接的需要，“配对饥饿”（pairing hunger），降低了患者的孤独感，同时也支持了他们的凝聚与关联感。

自体心理学对防御与阻抗的看法也与传统精神分析不同。它们被视为是努力保护自体免于体验挫折和再次遭遇创伤，这些挫折与创伤发生在个体未能满足自体客体需要之时。即便见诸行动也可以被认为并非一种阻抗，而是一种努力，维持个体的自体凝聚感经验结构(Atwood & Stolorow, 1984)。

Chris，一位26岁女性心理学家，在一次45分钟会谈中迟到了40分钟。在会谈这一天，她发现自己未能通过执照考试。她说，她感到被迫去购买一张电影《冰雪城堡》主题曲唱片，因此让她迟到了。她继续讲述，这部影片有关一位盲人女青年参加奥林匹克滑冰比赛的故事。女主角完成了一个高难度表演后滑出冰面，没有等候裁判打分，她知道她表现完美，分数已不重要。

治疗师没有将此时作为见诸行动来处理。相反，他理解这一幕的象征价值在于指出测试分数并非能力的真实估量。Chris购买唱片的需要，是暗示她的测试分数与她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的能力无关。购买唱片的作用在于修复她的自尊。

Bacal (1985)对比了客体关系理论与自体心理学。他指出，传统客体关系理论设想个体修通的防御，是对抗表达渴望不被接受的关系的焦虑，这些关系与潜意识中被阻碍的本能驱力有关。相比之下，自体心理学设想个体修通的防御，是对抗表达早期发展阶段自体客体需需要的焦虑。因此，当未能满足某个团体成员的自体客体需要时，他或她对带领者、其他团体成员和作为整体的团体的反应得到探索。个体受挫的反应具有意义，它们是对他或她共情失败经验的可以理解的回应。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对挫败的发展需要的反应，这些需要在团体的此时此地互动中重复出现。

可以根据自体心理学重新评价团体心理治疗中遇到的几个难题。表达自体的消极面可能是受挫的自恋需要的临床表现，或者涉及传递这些需要的困难的临床表现。根据Rutan and Stone (1984, p. 187)的观点，“可能并不存在所谓拒绝帮助的抱怨者！”也就是说，被贴上恶化标签的患者，可能显示其从根本上缺乏要求其所想要的帮助的能力。这种行为产生自共情失败的经验而非拒绝所有帮助的基本需要。进一步讲，这些患者所获得的负性关注，也许比被忽视或感到被孤立更好。

团体中另一类常见的问题患者是垄断话题者。这类成员不是将另一个人体验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是将其体验为一个未能与自体完全分离的客体，具有镜映他或她的夸大性的功能。正如拒绝帮助的抱怨者所做的那样，垄断话题者将团体注意力集中在他或她自己身上，以便维持或修复自尊与自体凝聚感。其他成员和治疗师一般不会回应或满足好表现者对被关注的需求，而这可能导致撤回或暴怒。这些反应是自恋受伤的结果。

Ellen，一位38岁女性，丈夫最近离开了她，在两次团体会谈中垄断话题，讨论被抛弃的感受。当她在第三次会谈开始时再次讨论她的苦恼时，其他成员变得焦躁不安。Ellen愤怒地说道，“我认为，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只要她需要，就可以说话。”治疗师承认她的不幸，但是解释说所有其他成员也有需要，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的需要未能满足，他们就不愿意继续倾听她的需要。他向团体叙述，Ellen的丈夫发挥了维持其自体的凝聚性的功能，没有了他，她感觉好像“支离破碎”。她努力利用团体提供她现在所需要的凝聚性。Ellen很吃力地接受了其他人为他们自己工作的愿望，而团体也理解了Ellen对时间的需要。

对共情失败及因此产生的受伤与暴怒做出解释，将使得受伤的个体获得合理判断，这种合理判断是增加对自体脆弱性的掌控所需要的。以这种方式，治疗师重建共情联结并为成长的恢复创造环境。

Stone and Gustafson (1982)指出，处理夸大性的初始技术步骤，是治疗师神入地与患者的夸大性需要一致。那么治疗师就可以帮助团体理解夸大性对于患者的功能。不过，理解与夸大性并非同一标准可测量之物。它只是说明治疗师愿意承认古老需要的存在。“患者诉说他无法控制地想把自己推到注意的中心，即便他知道没有必要，这让他感到绝望。这种绝望相对早年阶段来说是相当大的进步，那个时候，这种夸大性需要不断得到展现。这个步骤暗示开始差异开始发生，其他人不再似乎只是为满足夸大性目的而存在”(Stone & Gustafson, 1982, p. 39)。

夸大性经常与理想化共存，随着成员在一种行为与另一种行为之间摆荡。治疗师应该促进理想化的发展，还要支持团体内的夸大性。因此，治疗师的任务将以避免干扰任一古老需要的出现为中心。当治疗师并未促进夸大性表现，他或她可以促进团体内理想化的发展。Rutan and Stone (1984)指出，治疗师必须担负起“这个困难任务，接受患者的理想化移情，而非过早地推动他去矫正其扭曲” (p. 188)。同时，治疗师必须必须观察其他成员对理想化的回应。团体内的回应可能包括：（a）过早贬低带领者或团体；（b）嘲笑理想化或者（c）变相撤退。

Bacal (1985)认识到，团体治疗师有两项基本任务。第一项任务，支持这样一个观念，即防御是保护自体不受团体内自体客体关联性需要受挫的影响。患者成长的恢复有赖于这种自体客体联结。第二项任务，承认成员之间、成员与治疗师之间以及成员与团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共情失败。意料之中的是，团体成员将彼此伤害自恋，并经常产生愤怒。愤怒被视为对受伤的反应，而非源自某种驱力或患者内部其他来源。治疗师同样有责任帮助患者理解他或她的分裂的意义和来源。治疗师通过处理被触怒的患者，澄清伤害患者的情境，处理这种敌意。治疗师表现的态度是：“当然，由于那种行为对你的意义，你感到愤怒。”有时，被知觉到的伤害实际上是不带恶意的，其他时间，带领者可能与伤害的当事人交谈，以确定，就这位患者主体世界的构造而言，是什么促成挑衅。

John，一位44岁已婚男士，诉说了他的婚外情以及对被发现的恐惧。Ann严厉地做出回应，告诉他，他并不关心对他妻子的影响，他甚至没有觉察到他对自身生活的感受。John愤怒地回答，“我不关心你说的这些。这与我不相干”。

治疗师向Ann指出，她的愤怒语气显示，就她自己的生活而言，John的行为对她来说具有某种意义。她笑着说，John让她想起她那心理愚钝的前夫，他有外遇而不是经营他们的婚姻。John点头，告诉她他明白了为什么她对他厉声厉色。他叙述说，他的愤怒是对她严厉语气与态度的回应。他继续探索他在其婚姻中体验到的绝望。

重要的是强调，带领者的作用包括创造一种团体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为了变形性内化和结构构建的发生，自体客体需要的挫折是适宜的。如果这种挫折过于严重，可能导致再次创伤和自体的碎裂。因此，这种团体气氛必须考虑到个体为了恢复发展停滞的适应性努力。进一步说，创造一种适宜团体氛围的责任应由所有团体成员分担。随着患者变得更健康，他们彼此共情的能力，创造一种敏感的、富于同情心的氛围的能力，也在增长。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自体客体需要。据Kohut (1977)所言，“自体客体关系在所有发展水平上，在心理健康状态下发生，同样也在心理疾病状态下发生” (p. 188)。团体成员彼此之间的神入回应促进了每个成员对他或她自己更大的共情能力。

随着团体成员彼此神入的增加，“主体间性概念”（intersubjectivity）也许对治疗师有用了。尽管Atwood与Stolorow (1984)只是使用该术语描述患者与分析师不同构造的主体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团体成员不同构造的主体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该构造与构建了患者主体世界的自体和客体的结构一致。主体间性在Atwood与Stolorow的移情与反移情观念中发挥重要作用。治疗师应该觉察到，他或她对患者的知觉，尤其是患者的移情，是透过治疗师自身经验构造这面扭曲的透镜被看到的。Atwood与Stolorow只根据患者对分析关系的体验被构造的全部方式来分析移情。“移情实际上是患者全部心理生活的缩影，对移情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核心点，围绕这个点，能够澄清、理解和改变支配患者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模式” (p. 47)。此外，团体治疗师将移情视作患者组织他或她对其他团体成员、亚团体或团体本身的经验的各种方式。

移情以及主体间性的概念，可以延伸到包含每位患者主体世界与其他团体成员主体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患者通过其独特经验世界的构造体验团体情境，该情境受到患者对团体和家庭的先前经验与知觉的歪曲。从这个角度来说，治疗师被赋予的附加任务是，通过提高患者理解另一个人观点的能力，教导患者学会神入。换言之，治疗师教导团体成员将他或她自己置身于他人主体世界之内。

在该参照系下，团体治疗师的任务与个体治疗师不同。团体治疗师不仅阐释心理结构（该结构组织起每位患者的主体经验）的本质、历史及功能意义，而且具有进一步的责任，解释患者各自的世界观。

患者逐渐内化治疗师还有其他团体成员的观察立场。神入理解的品质，被感觉是作为自体客体的带领者或其他团体成员的特性，变成患者自身自体经验的一部分。这样，被深度理解的累积体验，导致出现获得理解的自体感，并导致获得神入地自我观察和观察他人的能力。

总之，三种自恋性移情（导致理想化、镜映需要和孪生）的发展性概念，为处理团体治疗中多种多样互动提供了一种方法。带领者、作为整体的团体或另一位团体成员，提供了自体缺失的某个部分，而非发挥一个单独个体的作用。这个观念进一步增加了对某些具有自恋病理的棘手团体成员的理解，尤其是拒绝帮助的抱怨者和垄断话题者。

治疗师的功能是不带评判地接受患者的需要，即（1）理想化带领者或团体，（2）获得重视和赞赏。主体间性为理解团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方法，为教导他们彼此更为神入提供了一条路径。

参考文献：

Atwood, G., & Stolorow, R. D. (1984). 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 Explor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phenomenology.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Bacal, H. (1985). Object-relationsin the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elf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5, 480-502.

Goldberg, A. (1988). A fresh look at psychoanalysis: The view from selfpsychology. Hillsdale, NJ:Analytic Press.

Harwood, I. H. (1983). The application of self-psychology concepts to group psYCho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3, 469-487.

Kohut, H. (1977).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el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ohut, H. (1984). How does analysis c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thstein, L. M., & Zimet, G. (1988). Twinship and alter ego selfobject transferences in group therapy with the elderly: A reanalysis of the pairing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8, 303-314.

Rutan, J. S., & Stone, W. N. (1984). Psychodynamic group psychotherapy. Lexington, MA: D.C.Heath.

Stern, D.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New York: Basic Books.

Stolorow, R. D., & Lachmann, F. M. (1980). Psychoanalysis of developmental arrests: Theory and treat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 Press.

Stone, W. N., & Gustafson, J. P. (1982). Technique in group psychotherapy of narcissistic and borderline patien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2, 29-47.

Yalom, I. D. (1970).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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